第二部分：圣宗、兴宗时期赠官与赠谥的演变
进入圣宗与兴宗时期，辽朝的赠官与赠谥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赠官的级别统一提升至正三品以上，且赠官的范围和频率也有所扩大。此时，赠官与赠谥的关系依然较为松散，谥号的授予仍然主要集中在宗室成员，且主要为政治表现出色的个体。兴宗时期，谥号的授予范围略有扩展，开始涉及部分后族成员，但依然局限于较少的官员。在这一阶段，赠官和赠谥仍然没有形成紧密的联系，官员即便获得了赠官，但往往没有同时获得谥号。例如，圣宗弟弟耶律隆祐、耶律隆庆等人，都在身后获得了丰厚的待遇，显示出皇族成员的特殊地位。
第三部分：道宗、天祚时期赠官与赠谥的融合
进入道宗与天祚时期后，赠官与赠谥的关系逐渐发生融合。这一时期，随着辽朝制度的逐渐完善，赠官的标准愈加严格，谥号的授予也越来越注重官员的政治功绩。道宗时期，赠官的品级普遍较高，很多官员在死后被授予三品以上的官职，且谥号的赠赐开始成为一种更普遍的做法。天祚时期更是对这一制度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和发展，赠官与赠谥逐渐从过去的分离状态走向结合。此时，赠谥的标准已开始接近北宋的制度，谥号的颁发不再局限于皇族，而是逐步扩大至更多的高品官员。
赠官的影响与意义
辽朝的赠官制度不仅是对逝者的政治肯定，也体现了该朝的统治理念。辽朝在政治上实行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治国方针，具体体现在赠官制度上。辽朝的赠官制度有效地整合了契丹与汉族的政治资源，特别是在吸纳汉族官员参与辽朝政务建设方面，赠官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手段。此外，赠官制度还对后来的金朝产生了深远影响，金朝初期的赠官实践大多模仿了辽朝的做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金朝对赠官制度的采纳，充分展示了辽朝这一制度在北方民族政权中的重要地位。
结语
综上所述，辽朝的赠官与赠谥制度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从初期的权力斗争色彩较浓，到中期的制度化管理，再到后期的与北宋制度相结合。赠官制度不仅反映了辽朝的政治结构，也影响了后世的政权体制。金朝初期对赠官的采纳进一步证明了辽朝赠官制度的影响力及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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