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札记
自古以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作为中原正统王朝的最北屏障，草原各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在这片热土之上共同绘制出了五彩斑斓的壮丽画卷。
这里曾经上演过各民族间的征伐与杀戮，也留下了不同人群的历史和文化印记。其中，汉匈民族之间此消彼长的博弈与融合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草原丝绸之路——北方各民族之间因贸易交往、部族迁徙而形成的自然通道，逐渐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
在内蒙古包头博物馆2号展厅内一对古朴的汉代虎噬羊铜席镇正静静地陈列在“边关重镇 丝路明珠——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包头”展览中。这对铜席镇尺寸一致，底径6.7、高4.0cm，出土于包头市九原区卜太汉墓。两器均实心，圆形平底，器体轮廓呈半球形，作虎噬羊盘踞状，二者体量差异较小。
席镇表面锈蚀、磨损严重，装饰细节已不可知。依稀可辨的是，虎张开大口咬噬于羊脖子上，羊儿因为受惊剧痛四肢蜷缩着大口喘息。器物整体将羊被猛虎捕食的那个无奈惊惧的瞬间刻画得生动而富有张力，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 虎噬羊铜席镇
《诗经·邶风·柏舟》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汉代及以前，人们在室内席地而坐，为了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和牵挂衣饰，出现了用重物压镇席四角的做法，这个重物就是席镇，是中原地区特有的器型，随着人们生活习惯而产生。
上迄商代，下至两汉，各种不同类型的动物造型和纹饰是欧亚地区草原民族盛行的装饰，我国学者习惯上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虎噬羊、鹰逐鹿等动物相斗的造型纹饰更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数量较大、艺术造诣较高的部分，大量出现于战国晚期的北方草原地区，至两汉逐渐衰微。
出土于包头市的这两件虎噬羊青铜席镇，应该是汉代草原丝绸之路上汉族与匈奴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西汉时汉匈战事频繁。武帝时期，汉廷派卫青又取河南地，建朔方郡，迫使匈奴势力全部移至阴山以北。
中原式青铜器以典型草原民族纹样为造型，不仅说明北方地区的动物相斗纹饰己被融合到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创作中，也证明当时草原丝绸之路已开始发挥作用，为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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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亚草原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中，虎噬动物类纹饰是匈奴人最喜爱的类型，有学者认为应当与图腾崇拜与萨满信仰有关。武帝以后，匈奴或北迁或附汉，其故地也由汉廷控制，给两个民族文化交往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契机，以此衍生出多种文化认同度较高的产物，两民族之间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彼此习染。
在加上政治因素的参与，更推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著名的昭君出塞就是经秦直道再经草原丝绸之路大匈奴单于廷。包头市九原区召湾汉墓出土的“天降单于”、“单于和亲”瓦当，应当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
▲ 秦汉时期草原丝绸之路路线图
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动物相斗纹饰中，猛兽的形象写实性较强，雕刻技艺比较多样，圆雕、透雕、浮雕等，器物立体性强。中原地区汉代动物相斗纹青铜器中，雕刻等制作工艺种类也比较丰富，还加上了错嵌工艺，附加纹饰较多，器型整体的生动性较好。相比北方草原地区青铜器，形象则更加抽象。
除了包头卜太汉墓出土的虎噬羊铜席镇，广东南越王墓出土了虎噬羊纹金带饰、重庆巫山县“臣后”墓出土夔金虎噬羊纹铜带饰、江苏盯胎大云山江都王陵出土了虎噬兽纹席镇，这些器物中虎的形象既结合了匈奴文化装饰风格，也兼具了汉式纹样的特点。
就其纹样的文化内涵来说，在两汉以前，这种二元对立的表现形式是为了说明北方草原民族弱肉强食的民族氛围，反映了早期北方游牧民族处于历史进步时期的意识形态。那么到汉式虎噬羊铜席镇等器物的出现，是否可以说汉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融合到达了一定程度，所崇尚的民族品格也受到了彼此的影响呢?
▲ 江都王陵出土虎噬兽纹席镇
这两件铜席镇只是绵延万里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缩影，这条传播之路，作为亚欧草原人类文明融合的巨型桥梁，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内蒙古包头博物馆、考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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